作者：李一凡

入夜，旧时零陵街头，灯光昏暗，行人稀少，大街上也只有几家店铺在营业，商家不到二更天（晚上九时）就打烊关张。这时若要寻吃的，街上流动的小吃担贩却正是热闹的时候，只听那“米豆腐啰”“馄饨面啰”“饺饵噢”“甜酒冲鸡蛋唻”的吆喝声不断；深夜还可以看见小贩们挑着热炭炉和食品，手提着马灯或灯笼，沿街叫卖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蒋军兆先生在零陵县人民政府工作，常常加班到深夜，疲劳了，饥饿了，便到街上叫一个小吃担贩，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馄饨或米豆腐，饿困全无，那真叫爽快！老先生如此回忆那远去的往事。

我童年的时候，晚上已经听不到小吃摊贩的吆喝声，白天仍然可以看到街上一些收荒货（废品），卖叮叮糖、油炸粑粑的小商贩。印象很深的是“叮叮糖”，摊贩用一个小铁棒敲打着一块小钢片，“叮叮”作响，并吆喝着“吃叮叮糖唻”，引得小学生们围在摊担旁，争先恐后地买糖吃。小贩用一块刨刀形的钢片，经敲打，楔入簸箕般大的麦芽糖饼内，将糖饼切成小块出售。这种敲打钢板的“叮叮”声音，也就成为糖的名字。我很嘴馋，身上若积攒了五分钱，定会在路上买一块“叮叮糖”，享受那唇齿遗香甜的乐趣——难以抹去的童年滋味。

过去做小生意的摊贩喜欢大声吆喝，以招揽客人。我小时候常常到解放路的人民剧院门口玩，那里的小广场很热闹。卖小吃的、卖草药的小摊贩不少，还有杂耍的，吆喝声此起彼伏，生怕路人听不见。我最感兴趣的还是“西洋镜”摊子，那老板真有点功夫，一边敲锣打鼓，一边唱戏，还大声吆喝着：“快来看西洋镜呀！里面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孙猴子、白骨精都有啊，好看得很噢！”孩子们围了一大圈，一毛钱看一场。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要了一角钱，终于看了一场“西洋镜”，伏在戏匣子的玻璃孔上，一幅幅北京、上海、杭州的美景图迎面而来，还有锣鼓伴奏，很是开眼，真叫过瘾！

旧时街头的摊贩，除了卖货的，还有剃头的。那时的剃头师傅常常挑着一副剃头担子走街串巷，吆喝着“剃头啰”。我外公姓张，也是一位剃头师傅，而且还是南门有名的“剃头张师傅”。早年家里很穷，外公十几岁就从乡下到城里讨生活，学的手艺就是剃头。三年学徒出师后，他就挑着一副担子到街头理发，把零陵城里的大街小巷都走遍了。他的手艺很好，若给人刮光头，手挥剃刀，三下五除二，不经意间就刮了个光光溜溜；人们喜欢找他剃头，亲切叫他“剃头张师傅”。后来攒了钱，外公在南门街上购置了一间铺面，由行商变成了坐商，但那一副剃头挑子没有丢弃。他家离零陵县立中学很近，与老师们的关系也好，几乎包揽了学校的剃头生意。下课休息时间，外公就挑着担子去校园内，吆喝着学生们来剃头。他不仅手艺好，服务也好，总能将顾客侍候得舒舒服服。有一个故事：县中有一位学生患有头癣，老是治不好，头发脱落不少，人称“癞痢壳子”。外公听说后，弄来了民间药方，居然治好了这个学生头上的“癞痢”。学生非常感激，逢人就说“张师傅好”。上世纪五十年代某日，外公理发店来了一位带有4名警卫员的军官，将外公唬了一大跳，以为犯了什么事。军官来到店里，脱下军帽，头上的旧疾痕迹仍然，原来这就是当年那位“癫痢壳子”。他后来去了延安，现在已是解放军的一位大首长，专门带了礼物来看望外公。他看到店里那副剃头挑子很亲切，还请外公再为他理了一次发。

外公的剃头活一直干到八十几岁才收手，后来一直住在我家养老，成了我最要好的“伙伴”，听他唠叨过去的事，是难得的快乐。一九六七年的秋天，九十岁的外公溘然而去，无疾而终。失去了这位天天相伴的“伙伴”，我很伤心。一直还记得外公的音容笑貌及他老人家的故事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个体经济又活跃起来，街上的摊贩也多了起来。但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小商贩卖货的习惯也跟着改变了，过去那种吆喝声很难听到了。我每次回到水晶巷老家，常常会花2元钱，到巷口母女俩摆的油炸粑粑摊，买一串金黄油亮、外焦内嫩、又甜又香的油炸粑粑，重温儿时的味道。但，我也没听到母女吆喝，如今的小贩不再靠吆喝招揽生意，那“吆喝”声似乎成了远去的记忆。

虽然没有了“吆喝”声，但那人间烟火味仍然很浓。